钱松是镇上出了名的闲人。小孩子都听大人们说,钱家的儿子从来不主动干活。队里要生产,钱松总是最后一个,慢悠悠地跟在队伍后面。大队长找他谈过几次,批斗也批斗过了,但毛病还是不改。

听镇里的老人说,以前钱家是镇上的大户人家。钱家的老爷是留洋回来的博士,刚回镇上那会儿,钱老爷头戴着高高的绅士帽,左手提着皮革箱,右手拄着黑色的文明棍,那做派真叫一个洋气。钱老爷的老爷呢,是光绪十二年的进士,后来做了官去了朝廷,再后来官不做了领了俸禄回来,说什么“上面都怕着洋人,这官不做也罢”,便在镇里开了个当铺和私塾。日子过得清淡又平静,但家底也大,比镇里的其他人都过得滋润。

钱老爷也很出息,读书卖力,后来去了英国剑桥大学深造,学成归来的时候,大清已经完蛋了,南京来了个孙文当大总统,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,袁世凯又成了总统。没多久袁世凯也完蛋了,又来了个段祺瑞。钱老爷起初被南京聘请过去做参议,没干几天就回来了,说着:“那帮人都心怀鬼胎,没人真为中华之未来考虑,还是回家教教书罢!”便在这小镇开了个学校,自己当校长,也当教书先生。

钱松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。钱老爷走的时候,家里当铺关了,凑钱送他出去读书,回来的时候,钱家已不算富足,但毕竟方圆百里就钱老爷一位留洋的博士,而且还在南京做过官,镇上的官员、同乡对他也很客气。镇长本想邀请钱老爷做镇里的学务总管,奈何钱老爷决心已定,不再做官,婉拒了这个请求。镇长家同钱家以前也算交好,所以出了点钱,帮着钱老爷把学校给修了起来。

钱松呢,和他那两位有头有脸的父辈们不一样。打小的时候,钱松就有着懒散的毛病。幼年的《三字经》只会背“人之初”,大了点后的《增广贤文》、《幼学琼林》学了几篇就没兴趣了,再后来学英文和数学这些旧私塾没有的东西更是吃力。人其实挺聪明,就是懒。钱老爷为此没少生气,有时候也忍不住动手打孩子,但毛病还是改不过来。

可家里开饭的时候,钱松就不一样了。一到饭点,他总是第一个冲到饭桌前,有时候饭还没上,就看着他在那里咬筷子,仿佛恨不得把碗也吃下去。钱家口味清淡,不太吃大鱼大肉,也没有香辣辛酸,只是钱老爷有个癖好,爱吃沙茶酱。钱松小时候也跟着钱老爷,学着样子蘸着沙茶酱吃,久而久之,家里的一老一小,顿顿也离不开沙茶酱,钱家的夫人不免说他们几句,但这毛病,也是改不过来。

有一次,钱夫人回来的路上弄丢了荷包,家里一个月的饭钱都在那个包里,就这样不见了踪影。钱老爷有些生气,念叨了几下,钱夫人也不高兴,两人话赶着话,开始互相数落。见着父母吵架,钱松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到了饭点,钱家两位大人只顾吃自己的,一句也不说。这时候,钱松看着酱碟里的沙茶酱,突然说:“爸妈,没事呢,咱们还有沙茶酱。”钱老爷和夫人看看钱松,又互相看了一眼,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局势很不好。日本人没多久打了进来,小镇离炮火远,见不到日本兵,但偶尔能听到天上的飞机轰鸣,有一次还扔了个炮弹下来,没炸,砸死了镇长家院子里的两只鸡。学校没人来了只好关门,镇上的居民都在考虑要不要出去避难。钱老爷和夫人整天忧心忡忡,盘算着未来的日子。看着父母的憔悴,已经成人的钱松也不知道如何安慰,自己不是读书的料,没什么出息,只好在家里帮着干干活,吃饭的时候给父母捻捻菜,宽慰地说:“没事,这儿有沙茶酱呢。”

再后来,日本人跑了。投降的那天,钱老爷抱着钱夫人,跟着收音机里的《长城谣》的调子手舞足蹈,一边跳一边哼唱着:“哪怕倭奴逞豪强……哪怕那倭奴,逞!豪!强!”镇上四处洋溢着胜利的欢喜,学校也重新开张。那一年,钱家吃掉了不少沙茶酱。

和平了没多久,收音机的消息也越来越坏,最后突然开始打内战。有一天镇上突然出现了一伙军队,为首的首长说小镇是战略重地,要严防共匪流窜,征用了学校做营地,逼着钱老爷把地契拿了出来。那首长还说自己身边缺个秘书,听说镇上钱家最有学识,便点名要钱松来当。

钱老爷并不愿意那没什么出息的儿子担当这个重任,但首长非要不可,说不去的话,就按通共处置。实在没法,只好让钱松去做。可是钱松既不是读书的料,也不是当官的料。一天整理材料出错好几次,到了饭点没法回家,只能在营地里吃饭,但营地没有沙茶酱,吃不了几口便不想吃了,被首长看见挨了一顿痛骂。于是这秘书没干几天,就被赶回家里。坐在家里的饭桌前,钱松笑呵呵地说:“没事,有沙茶酱”。

国军没待多久,突然有一天跑得人影都不剩,连镇长也不见踪影。接着镇里进来了另一帮穿着不同制服的军人,他们把国军的营地占下来,清扫了国军剩下的东西。带头的连长找到钱老爷,说新中国需要人才,还请学校重新开张。钱老爷那天很高兴,觉得这帮人不像收音机和报纸上说得那么坏,反倒是先前的首长更霸道,于是他邀请新来的军人们吃了一顿饭,桌桌都摆了一个沙茶酱的碟子。军人们吃完以后,连长郑重地要付给钱老爷饭钱,钱老爷则坚决不要。最后连长笑着说:“这样吧,我看这沙茶酱也是个稀罕物,这个酱料的钱,我们一定要补上。”连长盛情难却,钱老爷于是收了酱料钱,感叹这些人真是不一样。

民国三十八年的时候,钱老爷病重,身体已经动不了了,躺在床上调养。请来的大夫看了之后,个个都眉头紧锁,并建议钱夫人做好后事准备。钱夫人看着自己的爱人随时将要离去,每天愁眉苦脸,而钱松则每天忙前忙后地照顾着父亲,帮母亲打扫家务,给父亲读书,陪着父亲听收音机。十月的第一天,钱老爷在钱松的照料下吃了午饭,然后开始午休。睡了一会儿,突然醒来说要听收音机,钱松赶忙拿来。听了一会儿断断续续的播报,然后传来一个声音说着:“同胞们……共和国,中央人民政府,今天成立了!”钱老爷点了点头,闭上了双眼,从此再也没有醒来过。那一天,家里的菜没有沙茶酱。

后来突然有一天,家里冲进来几个长工,说什么钱家是“富农”,要拉到镇上去批斗。钱夫人莫名其妙,眼看着要被他们拉着去,钱松站出来恳求,说母亲年事已高,由钱松代替她去,反正钱家一家都是富农,那谁去都行。长工们同意了,于是拉着钱松去了镇里的广场。倒也没啥,就是和镇里的几个老相识并排挨在一起,有镇长家的儿子小金、地主老孙、魏家的发小,听着一个人作报告,说什么要打倒剥削阶级,然后广场的一群人喊喊口号。听说老孙家里的地给收了。本来学校是钱家的土地,按理说也该被打成地主,但一来学校在之前也算充了公,二来钱家几乎没雇佣过长工,偶尔会雇佣几个短工帮帮忙,实在算不上地主,只是钱家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太明显,就给安了个“富农”。

没多久,钱夫人也走了。钱松一个人给送的行。镇里的老相识碍于“富农”的身份,不敢前来送行。回了家,钱松默默地打开最后一罐沙茶酱,蘸着生菜吃。吃着吃着,钱松突然哭了,一边哭一边说着:“没……没事,还有……沙茶酱。”

钱家没别人了,只有钱松一个人。他开始学习上面的政策。后来主动找书记谈,表明自己想要痛改前非,家里的房子捐给人民,自己要去队里参加劳动,希望能摘掉“富农”的帽子。书记听说过钱家在镇里的口碑不差,只是钱家儿子比较没出息,但看钱松这么有觉悟,于是点点头,把钱松的事例安排成榜样,在镇里宣传,而钱松也给安排到了灌溉队里,算是成了“贫下中农”的一分子。虽然没有沙茶酱吃了,但好歹也算是能有个安宁日子过了。

可是还没安宁多久,突然有一天,冲进来几个穿着绿色军装的人,指着钱松骂道:“你这人民的敌人,妄想渗透到人民内部!”钱松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,就被几个人架着送到镇上的广场。钱松发现这一次和上次批斗不同,他被绑着,胸前挂了个牌子,写的是啥已经不记得了,而且还有人上来要打他。广场里的人吼着,仿佛要把他打入地狱。批斗完后,钱松这“人民的敌人”自然没法在灌溉队里待了,给下放到劳改队里接受劳动改造。

这一改造,就是十多年。岁月开始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。后来镇里换了的新的书记,而新来的书记找到他,说要和他谈谈。他和往常一样,小心翼翼,准备检讨自己的罪过,结果书记握着他的手给他说:“没事啦,已经平反啦,钱家不是富农,是站在人民一边、支援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好人呐。你还记得我吗?”。钱松仔细看了眼,想不起来,书记摇摇头说:“我和我以前连队的同志们曾经受过你们家的照顾,你不记得啦?”

钱松想起来了,原来是当年赶跑了国军来镇上的那位连长。他们谈了许久。原来上面承认了政策错误,给他们家平了反,现在张罗着要“对内改革,对外开放”。书记说,现在国家需要人才,希望钱松能不计前嫌,继续为人民和社会发挥力量。以前那所学校现在是镇上的中学,正缺一位英语老师,想聘请钱松。他高兴地答应了下来,两人相谈甚欢。末了,钱松多问了一句:“学校食堂,有沙茶酱吗?”书记哈哈大笑,说:“知道你要问这个,但现在条件艰苦,回头我帮你问问。”

做了老师后,钱松有了自己的积蓄,学校给钱松安排了一间屋子。他和教数学的李老师互相相处得融洽,两人慢慢有了感情,后来结了婚。以前的收音机也没了,但是换成了一台彩色的电视机,上下班也有了自行车,家里还办了一台缝纫机,李老师会自己做衣服。家里的饭菜是钱松做的,但沙茶酱早就不是什么稀罕物了,一罐罐地藏在家里,吃完了再去镇上买。

有一天,李老师下了课回来,忘记买菜了,只好给钱松说:“要不将就一下,把昨天的剩菜剩饭热了吃吧?”钱松看看她,用筷子蘸了蘸厨房的罐子,放在嘴里抿一口,笑呵呵地说道:

“没事,有沙茶酱。”